从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到混合所有制企业快速兴起，我国环保行业正经历重大变革，据统计，在2020年环保企业20强中，有18家是国资控股、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纯民营企业仅剩2家，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渐崛起，成为了环保产业的主流。

　　“不能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崛起，简单的理解为‘国进民退’，而是当前中国环保产业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必然要求，有其特有的内在逻辑”，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赵华林在“2021（第十九届）水业战略论坛”上指出。论坛上，赵华林对近年来环保产业大热的“混改潮”，分享了独到的观点与思考。

　　赵华林

　　环保混合所有制企业崛起是产业发展必然要求

　　近年来，国有企业纷纷参股、控股一些头部环保民营企业，或者和民营企业合资成立环保企业。经统计，在2020年环保企业20强中，有18家是国资控股、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纯民营企业仅剩2家。

　　“需要正确认知环保产业的混合所有制”，赵华林指出，环保产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崛起，纵然有“去杠杆”等外部金融环境带来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只是催化剂，不是根本原因。“不能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简单的理解为‘国进民退’，环保产业混合所有制经济崛起，是当前中国环保产业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必然要求，有其特有的内在逻辑。”

　　环保产业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赵华林指出，环保产业、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三者是相互适应的关系，环保产业的发展依赖于环境需求的发展和环境政策的演变。同时经济发展作为其中的根本因素，决定了环境需求的发展，推动环境政策的演变。

　　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向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迈进的新阶段，因此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以及环保产业都发生了根本性、历史性、转折性的变化。

　　环保产业、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三者相互适应

　　赵华林表示，经济发展过程是环保产业演变的过程。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六个阶段：即“不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这六个阶段对应的污染排放、居民环保意识、机构改革、环境政策、环保产业发展等多方面都各具特点。

　　如在不发达经济阶段，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没有或极少有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因为几乎没有工业污染排放，污染存量水平低，也不存在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和环保意识，没有环境政策，自然也没有环保产业。

　　工业化初期阶段，对应于“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经济准备起飞阶段。环保产业在少数人的需求和政府要求的末端排放治理政策强压下产生了，产业集中于用于末端治理的设备生产上。

　　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大规模发展是支持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制造业内部由轻型工业迅速增长转向重型工业迅速增长。此时，简单的末端治理已经无法控制污染排放和不断加剧的生态破坏，政府环境保护政策聚焦于总量控制。总量控制政策将会催生环保行业迅速发展，环保产业也从末端治理设备的生产拓展到设计和工程服务等。

　　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信息、广告、公用事业、咨询服务、旅游等，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这一阶段，重化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已到峰值，开始跃过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拐点。全面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需求，改变了以往聚焦于点源治理的模式，关注区域性、系统性治理，催生了环保产业繁荣和壮大，环保产业链从设计和工程服务进一步拓展到投资运营以及识别、规划、集成的一级开发等。

　　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制造业内部结构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换，第三产业中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也占据主导地位。民众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转向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生态问题方面，比如生物多样性、碳排放与气候变迁、对后发国家的供应链提出环境标准等。

　　而在环保产业的发展方面，我国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在1990年之前，环保产业集中于工业三废末端治理设备的生产。虽然国家高瞻远瞩，将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但地方政府往往将环保让位于经济增长，排污企业对末端治理设备的需求形式重于实质，客户关系和渠道成为竞争关键，这导致环保产业处于自发、无序状态，产业市场狭小、技术落后，形成以小微企业为主的市场结构。

　　第二阶段大致是1991年-2010年，城镇化和重化工业的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总量控制政策推动了围绕重点污染源的综合性污染治理和市政领域污染治理。我国环保产业范畴由以末端治理的设备制造为主，扩展到覆盖环保产品、环境服务、清洁技术产品、资源循环利用四大领域。

　　在这一阶段，环保产业逐渐崛起一批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通过充分市场竞争、以设备和工程服务低成本为优势的民营企业；一类是提供地方性市政领域环保服务的地方国企；还有一类是依赖于系统内环保治理需求的重化工行业央企环保子公司。

　　在第三阶段，中国基本上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以前存在的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考核、追责机制逐步完善。环境政策转向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关注重点从原先的污染点源治理，转向了生态系统稳定性提升、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政府综合环境需求越来越紧迫，生态环境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成为重点。

赵华林指出，这些环境政策目标和要求将环保产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环保产业业务领域更加细化，覆盖全产业链“预防—监测—治理”，覆盖水、大气、土壤等多领域，覆盖多个行政区的区域化、系统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环保产业链进一步拓展到投资运营环节，甚至到识别、规划、集成的一级开发环节。由于地方公共财政能力的限制，BT、BOT、PPP等投资运营模式应运而生，政府公共需求采购的环境绩效合同服务逐步成为主导。

　　混合所有制兼容两种所有制优势，国企民企共同发展

　　赵华林表示，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各自都有优劣势。比如对于国企而言，在顶层结构设计和系统整合能力上、在融资平台和融资能力的建设上、在与政府对接谈判的议价能力上都具有明显优势。

　　部分民营企业在参与生态环境相关的PPP项目时，需要投入的资金量过大，自身在融资平台建设和融资能力方面不足，与政府的议价能力和供应商的整合能力不强，短贷长投，会导致资金链断裂。

　　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灵活的经营机制和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得其在设备生产环节的性价比竞争方面、EPC环节的成本控制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因此，市场竞争的需要，催生了能够兼容两种所有制优势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崛起，将国有企业的规范与民营企业的灵活、国有企业的公平与民营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的监督与民营企业的激励有机融合，能够促进环保产业健康发展。

　　在赵华林看来，混合所有制是两种所有制企业共生共融的合作模式。国有企业具有双重性，即经济属性和整治属性。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这类收益率偏低的领域，需有担当和作为，以及发挥引领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示范带动的作用，而民营企业则应利用自身优势做好支撑，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改”才是目的，成功的“混”应具备三个核心

　　赵华林指出，成功的混改具备三个核心特点：一是价值观相契合。赵华林形容道：“混改有点像谈恋爱，央企民企在寻求混改的过程中，就像在找对象，三观不合，以后的‘日子’就会很难过”；二就是要有战略协同；三是实力有保障。

　　同时赵华林指出，国企的混改是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在混改的过程中，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关键在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企提供了经营机制保障。国企通过引进非公有资本投资者来推进运营机制改革，特别是深化长期束缚国企发展的三项制度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构建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市场化用工制度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混改有三点优势可以补充短板：一是充分利用国有资本的融资能力优势，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够参与到长周期大投入的环境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运营中；

　　二是充分利用国有企业规范的运营管理制度优势和监督能力，推动企业管理规范化，保证了企业的平稳运行；

　　三是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天然的亲近关系，提升项目的获得能力和议价能力。

　　环保产业进入新阶段，如何做好混改？

　　目前，环保产业已经发展到“建设美丽中国，改善环境质量，建立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阶段。而新阶段环保产业具备三个特点：即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创新的要素聚集程度更高、创新性人才需求大大增加。也因为如此，灵活高效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

　　同时赵华林指出，如今绿色环保产业已成为央企战略性产业布局最集中的行业之一，目前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央企，积极布局了环境板块，但要切忌一拥而上，要避免重复、低端、盲目建设，避免过度、无序、恶性竞争。“在混改过程中，文化的融合、制度的融合，人的融合是最为重要的，”赵华林表示，“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健康发展，就是要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权。”